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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慣於追究家長責任的日本社會特殊性

關於責任的問題，一開始我打算從身邊取例，討論在神戶發生的中學生（少年A）事件。並不是因為這個事件反映了現代社會的病理——這一類的意見我們已經聽了很多，而且相關的書籍也出版了不少，關於這一點我打算之後再回頭討論。我想談論的，並不是這個事件所展現的個人與社會最近發生的、種種新的病態；相反地，我想透過這個事件，來觀察日本社會長久以來，一直不變的某些樣貌。這與其說是事件本身，不如說是該事件所引起的反應，也就是每當年少者犯罪的時候，社會上必定會出現的言論。

這些言論具體來說，就是追究「家長的責任」。舉例來說，該少年的雙親遭到大眾媒體的攻擊，一再地要求他們道歉，而事實上他們也道歉了。這裡面攻擊最為苛刻猛烈的新聞媒體，他們平常對於要求日本為二次大戰的侵略行動道歉的亞洲諸國抱著輕蔑的態度，對於回應這些道歉的要求之日本政治家更是大加撻伐。到底，這些平常對「責任」抱持懷疑態度的人們，自己又不是受害者，為什麼會如此熱烈地追究家長的責任？究竟對這些人來說，「責任」是什麼？在談到戰爭責任之前，我想先從這個問題思考起。

最初我開始思考「家長的責任」，是在一九七二年，連合赤軍事件發生的時候。當時，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在「世間」——只能這麼稱呼的不特定的社會壓力——的責難之下，不得不辭掉自己的工作，甚至有人因而自殺。不用說，這是因為來自周遭的人，以及大眾媒體的攻擊。我對連合赤軍本身抱持極端否定的態度，完全不能認同。但是，卻無法不關心這個事件。一九七五年我出版的第二本書《「意義」這種病》（河出書房新社）中，關於馬克白的論述，雖然完全沒有直接談到連合赤軍，但其實就是因為這個事件的刺激而寫作的。雖然我認為連合赤軍的行為極度地愚蠢卑劣，但是一九六○年代萌芽的新左翼運動竟然以這樣的結局收場，自己很難置身於外。

就在那篇關於馬克白的文章完稿的時候，連合赤軍領導人夫婦之一的森恆夫自殺身亡。這個情形，與《馬克白》的情節如出一轍。在聽到了馬克白夫人自殺的消息之後，馬克白說了以下的一段話：

馬克白：這樣啊。一定會走上死亡這條路的。我一直認為，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明天，明天的明天，再一個明天，時間日復一日悠悠地過去，終將走到它的盡頭。所有的昨日，照亮了傻子們走向佈滿塵埃的死亡之路。熄滅吧，熄滅吧，短暫的燈火！人生只不過是行走的影子，可悲的演員，在舞台上比手畫腳，登場既畢，便再也無形無蹤。人生只不過是白痴講述的故事，再怎麼大聲喧嚷，還是沒有任何意義。

連合赤軍事件中，與《馬克白》相反地，「丈夫」自殺了；但我並不覺得驚訝。就像馬克白說的，「遲早會聽到這樣的消息」。森恆夫在遺書裡寫著，長久以來與體制戰鬥、抗爭，沒想到自己做出了同樣的東西來。自殺，是他自己承擔責任的作法。因此，我並不覺得驚訝。

但是，連合赤軍風波中的另一起自殺事件，則使我感到非常驚訝。不，與其說是驚訝，不如說是憤怒。那就是其中一名赤軍成員的父親自縊身亡。在這之前，雖然也知道赤軍成員的家長們受到各方的非難，甚至有人因而辭去工作，但沒想到竟然到了尋死的地步。赤軍的那些傢伙對於自己的所作所為當然要負起責任，但是家長們並沒有任何責任。我對於把人逼到自殺絕境的「世間」感到生氣，對於那位自殺的父親也感到生氣。我認為這種時候，絕對不應該自殺。